邓宝珊的民族团结情怀  秦州区邓宝珊将军纪念馆办公室主任兼保护研究部主任    缑晖 

  值邓宝珊将军诞辰130周年之际，很荣幸能够参加座谈活动，我分享研究整理的邓宝珊将军关于民族团结方面所做的工作，深切缅怀邓宝珊将军，追忆他为中华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英勇奋斗的生平事迹，学习他崇高的革命品质和永不疲惫的革命精神。   

 邓宝珊是中华民族著名的爱国将领，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知名的民主爱国人士。他一生向往民主，渴望和平，追求光明，与时俱进。民主革命时期，先后参加过伊犁起义、讨袁战争、护法运动、北伐战争。八年抗战中支撑北线，屏护了陕甘宁边区。抗战胜利后反对内战，努力促成北平、绥远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主政甘肃，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改变甘肃贫穷落后面貌的工作中。他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政策，为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祖国统一做出了积极贡献。 国民革命时期，邓宝珊始终坚持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 联共 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与中国共产党忠诚合作，维护了革命联合统一战线，推动了中国革命的步伐。1927年，当大革命转入低潮时，他坚持开明进步的政治态度，抵制国民党右派的“清党”，帮助许多共产党员解决困难，摆脱遭受迫害的处境。 1931年冬，甘肃由于政争激烈而发生“雷马事变”，局势混乱。1932年3月，于右任、杨虎城举荐邓宝珊为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以整饬甘肃军政。当时，甘肃的民族关系比较紧张，社会矛盾尖锐突出。邓宝珊积极做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工作，引导他们把本民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前途紧密联系起来，消除历史成见，防止特务和反动分子破坏民族团结的图谋得逞。1933年下半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要把甘南夏河地区划归青海省辖。这一消息使甘南藏族群众和民族上层人士十分震惊，该地区在1928年初由拉不楞设治局改为夏河县之前饱受青海马麟家族的残酷统治和无情剥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决议意味着这一地区将重新为“青马”所辖。当地藏族上层领袖人物、拉不愣寺活佛嘉木样五世之兄黄正清，听到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蒙藏委员会，要求改变决定并前往兰州向甘肃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朱绍良面争。时任新一军军长的邓宝珊得知情况后明确表示，夏河的属归应尊重当地僧俗群众的意愿，鼓励黄正清去南京请愿，使国民政府行政院撤销了原来的决议，避免了民族冲突。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当时分布着25个藏族部落，各部落间常因为砍伐林木，争夺草原而起纷争，屡酿械斗惨剧。当地官员和甘、青两省的回汉军阀乘机插手，坐收渔翁之利，以致冲突连绵不绝，愈演愈烈。1933年，双岔、西仓两部落的草山和林地纠纷升级，国民党甘肃军政当局多次派员解决，均无结果。1934年11月20日，国民党甘肃省府派邓宝珊为查办大员前往处理“双岔事件”，要求“即日起行，前往肇事地点，”就地解决问题。邓宝珊对“双岔事件”有关情况作了深入了解之后，一方面与助手反复研究，多次商讨，决定现场处理，当众宣布结果，以起教育僧俗群众之效。同时，他经过慎重考虑，在处理此案中清除了历来办理草山、林地纠纷时的陈规陋例，并拒绝接受馈赠，使事件得到圆满解决。他在处理民族问题时，以促进团结为出发点，善于把握原则和尺度，努力做到公平公正，深受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和爱戴。1935年1月13 日，在处理完“双岔事件”返程途经临洮时，新编第十四师团长任谦通过王新令向邓宝珊反映，国民党当局要在临洮修建一个长2000米、宽600米的飞机场，已经征得地方缙绅意见，场址选在临洮县城郊东山根。这里有几千亩良田，其中还包括一部分学田，老百姓坚决反对。一些开明人士为了保住良田主张飞机场址选在县城外的河西滩上，则仅损坏几家豪绅的水磨坊，但是豪绅却不答应，邓宝珊回兰后向朱绍良说明情况，坚决主张将飞机场改建在河西滩，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卢沟桥上的枪声，揭开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在举国上下共赴国难的浪潮中，邓宝珊主动请缨，要求赴抗日前线。1937年10月，蒋介石任命邓宝珊为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率领甘肃地方部队开往榆林，阻击日军西进。在榆林，邓宝珊交好时驻榆林的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稳定了榆林错综复杂的军事形势。1938年初，邓宝珊改任第二战区北路军副总司令。同年9月，在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傅作义主持召开的“河曲会议”上，邓宝珊与中共代表南汉宸、罗贵波等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促进了晋、陕、绥交界地区各派部队团结一致抗日对敌。1939年11月22日，驻扎定边西关的邓宝珊部新十一旅第一团第三营与同驻定边的边区警备二团骑兵营发生冲突，双方各有伤亡。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闻讯后，立即致电邓宝珊，向他通报了事件的经过。邓宝珊随即回电主张协商解决，并建议双方立即派代表到当地查明处理。通过双方的沟通和磋商，查明该事件为各自部队的下级干部误会造成的冲突，并以和平解决的方式妥善处理了定边事件，及时消除了彼此间小的冲突、误会和不稳定因素。 邓宝珊在总军榆林期间，还对伊克昭盟蒙古王公做了许多团结工作，除尽力搞好各旗布防外，还时常督饬驻蒙旗军队不得扰民。在绥西伊克昭盟的伊金霍洛，有著名的成吉思汗陵园。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占了内蒙东部，联合以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为首的民族败类阴谋盗走成吉思汗灵榇，以此欺骗、裹胁蒙古上层和群众归其统治。1939年5月，重庆军委会下令移灵。时任绥远省主席兼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等为起灵致祭官，西迁成吉思汗灵榇至兰州的兴隆山。成灵的西迁，使日伪的盗取企图落空，稳定了蒙古王公的抗日情绪，加强了蒙、汉两族人民的团结。 八年抗战中，中共中央为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特别重视与邓宝珊的联系，抽调南汉宸回延安，重点负责对榆林方面的统战工作。周恩来在与南汉宸的谈话中明确指示：“邓宝珊是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坐镇榆林，是陕甘宁边区的北部屏障。他的政治态度如何，对我们边区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做好邓宝珊工作是我们的一大重点。”经过南汉宸、陈奇涵、肖劲光等先后到榆林与邓宝珊、高双成商谈合作问题，双方达成了和平相处的口头协定，榆林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日益广泛。尽管蒋介石一再授意其亲信和其他反共分子制造摩擦，企图封锁、扼杀边区，给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带来困难和麻烦，但邓宝珊却自始至终以团结抗战为重，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保持睦邻友好关系，坚持联合抗日，为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发展解除了后顾之忧。1944年12月12 日，毛泽东致函褒扬其：“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在解放战争全面开始的第一年，中国共产党始终希望邓宝珊抛弃蒋介石集团，毅然起义，彻底归向人民阵营。中共中央通过续范亭，积极开展对邓宝珊的争取工作。邓宝珊以民族前途、人民利益为重，自觉抵制内战，逐渐对蝇营苟且的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于1949年1月22日说服傅作义促成北平和平解放。同年9月19日与傅作义一道促成绥远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邓宝珊先后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为甘肃的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民族问题在甘肃历史上一直是一个重大而又敏感的问题。但邓宝珊是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行家里手。他一直坚持践行爱国统一战线政策，在他主政甘肃期间出现了民族团结，经济文化发展的大好局面。他不但善于调查研究，而且勤于思考，他认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以适应工作需要是当务之急，所以建议在兰州设立民族学院，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治理民族情况复杂地区。在1950年召开的全国政协大会上，他提交了创办民族学院的提案。1950年8月，西北民族学院（即现在的西北民族大学）在兰州成立，这所新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的民族高等院校，为广大民族地区特别是西北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与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51年4月，邓宝珊在兰州热情接待了首次赴京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53年10月甘南藏族自治区（后改为自治州）成立时，邓宝珊亲率代表团前往祝贺。随后又深入黑错（今合作）、临潭、卓尼等地看望广大僧俗群众，历时一个多月。1955年，他还接受中共青海省委、省政府邀请，协助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加强了兄弟省份之间联系，受到当地僧俗群众的赞誉。 1953年，邓宝珊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民革西北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次年又兼任甘肃省分部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后任民革甘肃省委主任委员，在西北地区民革工作开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56年2月，邓宝珊当选民革中央副主席后更是对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倾注了许多心血。他广泛联系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鼓励大家在积极参加祖国建设的同时，关心祖国统一大业。他多次对在台、港的故友旧交写信和发表广播讲话，表达对他们的系念，诚恳希望他们本着爱国不分先后，爱国就是一家的精神，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贡献力量。1984年11月在民革中央纪念邓宝珊诞辰90周年时，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王震题词：“邓宝珊先生是中华民族著名的爱国将领。”1994年12月，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习仲勋在纪念邓宝珊百年诞辰之际致函民革中央委员会：在邓宝珊将军百年诞辰之际，我谨对这位从二十年代起就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忠诚朋友，表示深切的怀念。邓将军在抗日战争时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和解放战争中为促进北平、绥远的和平解放，功劳卓著，贡献很大；建国后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新的贡献。他的高尚品德和光辉业绩会永远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邓宝珊的一生，是始终爱国、奋斗的一生。他是民主革命的参加者，也是国共合作的亲历者，更是新中国的建设者。他在民主革命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英明和正确，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拥护者、合作者、支持者。最终走向了人民，走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